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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2015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，我國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增長均為6.9%。兩個6.9%都產生于經濟新常態背景下，經濟運行都處在合理區間內，但兩個數據分別形成于“十二五”收官之年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，發展條件和運行態勢有所異同。前者是經濟持續下行過程中市場預期較為悲觀條件下形成的，更多反映出經濟周期性回落、調速不失勢；后者是經濟企穩回升過程中市場信心增強條件下形成的，更多體現為經濟恢復性反彈、量增質更優。總的來看，增速相同但形似神離，對應的經濟結構和質量效益均存在差異，增長內涵不完全一樣，當前這個6.9%的含金量更高。
二三產業結構不一樣
    實體經濟加快向中高端邁進，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，工業經濟、服務經濟占GDP的比重和對增長的貢獻有所差異。前一個6.9%，產能過剩引發工業庫存積壓較重，工業生產萎縮，增加值增長僅6.0%，創近20年新低。服務業增長8.3%，明顯快于GDP增速。工業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4.3%和50.5%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5.0%和53.7%。后一個6.9%，雖然去產能加快推動企業補庫存，生產趨于活躍，工業增速回升，但現代物流、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拓展，健康養老等幸福產業和新興服務競相迸發，壓低了工業經濟的比重和貢獻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4.1%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60 %。服務經濟引領發展趨勢更加明顯，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。
三大需求貢獻不一樣
    擴大有效需求成效積極，需求結構不斷改善優化，投資、消費、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。前一個6.9%，外需不振導致出口疲軟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，消費發揮“穩定器”功能，投資穩增長的關鍵作用突出，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41.6%。后一個6.9%，外需內需聯動，世界經濟形勢總體趨好，出口連續下降局面得到扭轉；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到個數，但補短板帶動基礎設施投資發力，轉型升級提振制造業投資，有效投資呈穩步擴張態勢；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消費規模穩定擴張，個性化產品的消費需求增長迅猛，消費主引擎作用更加突顯，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3.4%。政府、企業、居民三部門共同發力，三大需求趨向均衡，內需驅動經濟發展特征更加明顯。

區域經濟差距不一樣
    地區經濟分化中優化與惡化并存，東部、中部、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協調性不同。前一個6.9%，經濟普遍下行中地區加劇分化，資源類、重化型產業密集省份經濟出現大幅下滑，東北地區投資降幅超過雙位數，與增速最高的中部地區相差26.9個百分點；省份間GDP增速最多相差達8個百分點。后一個6.9%，經濟在分化中改善，東部、中部、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差距縮小，困難地區經濟惡化局面得到遏制，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已實現轉降為升，投資降幅大幅收窄。四大板塊經濟聯動性互動性增強，區域經濟發展更趨協調。
新舊動能力度不一樣
    動能轉換的關鍵期，新舊動能在經濟中規模、比重和釋放的能量有所變化。前一個6.9%，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處于起步階段，新技術、新產業、新業態、新模式還比較零散，新動能規模較小、比重較低，難以抵補傳統動能下降的缺口。后一個6.9%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過剩行業加快市場出清，傳統產業加速改造提升，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持續升溫，新增市場主體方興未艾，“四新”經濟蓬勃發展，工業機器人和電子商務、在線醫療、共享單車等“互聯網+”新動能加快集聚擴散，規模比重明顯提高。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步伐加快，各顯其能、共同發力推動經濟增長。
企業經濟效益不一樣
    市場預期和供求關系變化，企業生產經營擴張信心、意愿和盈利能力差異較大。前一個6.9%，市場需求持續低迷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，經濟效益持續下滑，利潤負增長，生產越多虧損越大導致企業擴張動力和能力均不足。后一個6.9%，工業走出結構性通縮陰影，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等先行指標持續向好，市場需求回暖，規模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提高到多年難得一見的6%以上，利潤增速高達20%以上。企業普遍感覺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，發展信心和動力增強，抓住新的發展機遇成為主流認識。
政策支撐條件不一樣
    世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變化，我國政策主基調未變，但方向進行了微調。前一個6.9%，不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施量化寬松政策，我國也連續多次降息降準，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加碼，遏制經濟持續下行。后一個6.9%，全球五大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均發出貨幣政策緊縮信號，美聯儲已連續加息4次，歐洲、日本等零利率、負利率時代也將宣告結束。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在優化支出結構的同時，更加注重減稅降費，切實減輕企業負擔。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為穩健中性，廣義貨幣供給（M2）9.4%的增速刷新歷史新低。資金緊平衡狀態下，宏觀動力和微觀活力不減，市場主體正在追求更高質量和效益的增長。

    綜上所述，兩個6.9%不是經濟冷熱程度的不一樣，而是兩者面臨的宏觀動力、微觀活力、市場預期和供求關系不一致。雖然后者更多表明經濟周期在變化、結構在優化、質量效益在改善，但經濟運行中存在的諸多問題、困難和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。如果說在前一個6.9%形成過程中更多發揮的是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，遏制經濟下行勢頭，促進經濟平穩運行。那么在后一個6.9%的基礎上，就應順勢而為，因勢利導，更多地化解結構性矛盾，鞏固經濟“穩”的格局，夯實“進”的基礎，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。